掀起香港FO的盖头来：低调蚕食大陆顶级富豪家族

香港本土家族办公室特色明显，注重私密性，家族信托成熟，其投资标的多为私募股权、房地产和对冲基金。未来，香港家族办公室植根香港，面向内地市场发展是趋势。

香港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完善的法治、优秀的人才、先进的理念、务实的作风、丰足的产品、国际化的服务，都使这座“中西合璧”的金融之都成为开展“家族办公室”的理想之地。

• 家族信托成熟，私密注重沟通

家族办公室在香港扎根已久，在香港200多家家族上市公司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通过家族信托的方式控股。家族信托在香港已发展几十年，香港家族财富大多已传至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例如周大福现在的掌舵人就是第四代。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及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区玉辉认为：“香港的一些家族办公室发展历史较内地更久，他们更有包袱，比较保守。”传统认为家族办公室是很私隐的，单一家族办公室甚至多家族办公室并不愿意经常曝光。

来自香港一家持有信托牌照的多家族办公室的Iric向《Family Office》记者介绍，该家族办公室既为德国某游艇家族企业服务，为其做继承人培养，帮其在香港销售游艇；又为香港本土家族企业提供私人投资、税务策略、信托、保险、慈善和企业接班等服务。

Iric认为，设立家族的管治架构需要事先大量沟通，旨在探讨相关的高净值客户及其家庭问题，加强家庭成员的沟通渠道。通过了解代际间的关系来实现顺利过渡。要以家族综合目标为核心，定制和执行解决方案，以满足不同人生阶段及家族未来世代的多元化需求。如果一个家族能够通过沟通和执行，最终设立家族办公室，那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沟通已经给这个家族带来很大帮助。

Iric分享了一个案列，Davy和他的家族在30年前建立了他们的制造业，并把它变成了一个业内领先的物流集团，但多年来Davy一直没有关注家族业务的继承。他的五个孩子有两个参与了家族企业，其他三个都生活在海外。过去几年中，Davy和妻子Lily已经认识到需要采取审慎的措施以避免家庭纠纷下的资产分配，确保业务及资产无缝转移给子女。根据Davy和Lily继承计划的要求，Iric的家庭办公室为其建立了一个家庭治理组织结构，使得企业和财富顺利过渡到后代，还让家族代表参与家族企业管理中的金融及商业决策。为方便子女继承财富，Davy和Lily正与Iric的信托公司合作，通过设立家族信托完成两代人的财富交接，制定一个房地产规划解决方案，同时定制两个家族信托计划以满足他们的情况；由其大儿子Ａ继承物流公司，小儿子Ｂ继承制造工厂；三位在海外的子女对所处行业并不感兴趣，选择退出经营，只持股权。Davy的家族信托主要投资于私募股权、房地产和对冲基金。Davy和他的家人获得了专业多资产多类别的解决方案，得到了更好的回报，家族企业管理得到顺利过度。

• 面向内地市场，发挥自身优势

香港本土家族办公室，越来越多地通过与内地金融机构合作，挖掘国内高净值家族服务。也有不少内地人士专家在香港注册的家族办公室，它们和内地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背靠大陆巨大市场和优质高净值客户群，坐拥生机无限的香港金融资源，进而唾手可得覆盖全球金融生态的大数据通道，这是内地财富管理人士在香港注册家族办公室的原因。

香港荣耀家族办公室创办人俎晓彤来坦言，“我的客户大部分来自内地，作为律师，我与当事人有患难与共的经历，当我有一天踏入香港金融圈开展家族办公室业务时，这些内地富豪朋友们，就是我的第一批客户，从互相信赖的熟人做起，免去了第三方背书和互相猜忌。”

俎先生也分享了一个实操案例，Andy早期是其法律客户，曾经的内地国营厂长，后自营矿业起家，其财富量在中国东北某省排名前十。荣耀家族办公室根据Andy的要求，首先梳理其家庭结构和成员关系，挨个做身份规划和居留国安排。Andy取得C国永久居民身份，其子女分别获得A国、C国绿卡、H地区永久居民身份等。通过购买香港大额保单，实现资金跨境以配置美元资产。该家族成员先后购买人寿保单5份，每份保费额最低缴100万美元，其中两份单设信托。同时，通过国内律师事务所对其资产进行重组改造，现金流一部分继续用于房地产建设，一部分进行VC、PE类股权投资，还有一部分做影视文化板块整合。Andy曾跃跃欲试要进二级市场及玩P2P，被家族办公室劝阻。曾让Andy暴赚并成为首富的M矿，现在确成了包袱，亏损面逐年扩大，家族办公室的建议是：在保障职工安置和谐的前提下，立即停产，或由家族办公室灵活处置，亦或等到100年后变成黑金由曾孙继续传承。

虽然内地人士在港家族办公室有内地客户资源和香港国际资产配置优势，但瓶颈也一直存在，俎晓彤坦言，在做海外资产配置与信托安排时，大都需要客户资产在海外，但介于外汇管理，资金出入境有额度限制，国内资产出去或境外投资，需特殊许可程序；另外，离岸红筹框架的目的是海外上市融资，但中国大陆身份基本不可，需提前转换增加外国居民身份，这两方面都制约了内地部分富人外出配置的欲望。此外，国内富人往往资产量大、现金流少，需要做内地资产的变现，并且实操过程中税务复杂，避税操作都是庞大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