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白兰地多家族办公室首席投资官亲身讲述,如何管理巨量资金应对市场挑战

编者按:美国资本配置者专栏创建人TedSeides先生此前采访了美国白兰地(Brandywine)信托集团总裁兼首席投资官詹妮弗·海勒女士(jennifer heller)。BrandyWine是一个多家族办公室,管理着近90亿美元的资产,它在机构投资者界备受推崇,但它几乎从未与公众分享过自己的投资理念和方法。这是公众第一次深入了解白兰地的投资理念和过程。

 

白兰地家族办公室因为其本身的神秘而鲜为人知,它成立于1992年,最初为4个不透露名字的创始家族管理资产,这些家族都具有长期和跨代的视野,灵活地投资于各个资产类别,与那些他们认为具有持续竞争优势、与他们具有相同长期愿景和兴趣的人进行合作。

白兰地通过一种所谓的捐赠基金投资法来配置资产,这是耶鲁大学的戴维·史文森(DavidSwensen)创造的一种大类资产配置方法。它的真正优势不是追逐短期回报,而是专注于寻找优秀的外部基金,通过将资本分配给外部管理者,它放弃了对资产的控制,从而可以关注长期机会。

在成为Brandywine掌门人这之前,海勒女士曾在斯隆基金会、斯坦福大学基金会和美林的投资银行部工作。对话谈到了她执行长期战略的潜在挑战,为那些纳税的投资者挑选经理人的技巧,从错误中得到的经验,以及指导的重要性。通过对话,海勒女士清晰而深刻的思维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的火花。

《家族办公室》选取了Ted先生(简称T)与詹妮弗·海勒女士(简称J)的部分对话,以飨读者。

专访|美国白兰地多家族办公室首席投资官亲身讲述,如何管理巨量资金应对市场挑战

詹妮弗•海勒

Ted先生——T

詹妮弗·海勒女士——J

投资磨练期

T: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投资产生兴趣的?

J:我不是那种从中学或小学就对投资感兴趣的人。我爸爸是一名医生,妈妈是一位律师兼艺术史学家。当我在美林投资银行得到第一份工作时,他们都认为我将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老实讲,我最终离开那里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就对微观金融提不起兴趣。当时,我在南非待了一个学期,主修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但是我知道我对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一无所知,所以需要接受一些培训。这就是我如何开始涉足银行业的。那时我不确定未来银行业会如何发展,但我还是从在投资银行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关于捐赠基金的内容。

大概是在9/11危机之后,我觉得这不是我内心深处想要从事一辈子的职业。我喜欢这份工作中的分析部分,但我真的不喜欢销售,也不擅长销售。当我看到斯坦福大学基金会的工作时,我说:“哇,这真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它融合了金融和非营利两部分特性,这就是我要追求的方向。我求了他们八个月给我一份工作,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

T:你是哪一年去的斯坦福大学基金会?

J:是在2002年。人们今天可以通过报纸了解基金会每年的绩效情况,当时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

T:讲讲你的经历吧?

J:真的非常精彩。坦白讲,从银行界出来的我感受到了巨大宽慰。我很有幸在斯坦福大学基金会工作,当时公司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迈克·麦卡弗里是一个新上任的首席投资官。我的工作是负责管理一部分基金,这部分基金一直以来处于管理不善的状态。这是11份来自不同学校和部门的资金,有点像小型的学校捐赠基金。那时我们刚刚经历了技术股的兴起与衰落,仍然有很多价值被创造出来,但从来没有人真正仔细研究过这些资产。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作为一名分析师,去收集一些有用的信息以便他们参考。

研究不同的资产大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因为这些资产是如此的不同。从事捐赠基金的工作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因为我们的团队很新,很多人也是来自银行业。我认为那里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和职业道德,但同时也有足够的自由去思考,所以我爱上了这份工作。我丈夫给了我很多建议,我倾向于把工作浪漫化,但他总是说,你要留意领导们每天都在做什么,他们做的工作你是否喜欢。事实上,我是喜欢领导们所做的那些工作的。我每周都要和他们一起开会,我喜欢他们工作的广度,他们总是和非常聪明的人见面,我也很喜欢他们有很实在的影响力,所以很有趣。

T:你待了多长时间?

J:我本该在那里待两年的。但最终我老板妥协了,在那里待了两年半,然后在去商学院之前,又在印度待了六个月,确保我能弄明白在商学院之后我想走哪条路。

T:商学院肯定有一些很棒的课程吧。你离开商学院后去了哪里?

J:我最后和比尔·彼得森一起在纽约的阿尔弗雷德·P ·斯隆基金会工作,他真的很了不起。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我最好的导师之一,也是我很亲密的朋友。

T:你从比尔和他的指导中学到了什么?

J:任何一个了解比尔的人都知道他是诚实的,也许他是我见过的头脑最活跃的人之一。他从不停止思考和质疑。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愤世嫉俗者,可以在30秒或更少的时间里看清重要事情的本质。他对投资充满热情,对他工作的机构也充满热情。他为基金会耕耘了16年。我希望那段时间我做得还可以。他是那种通过实践来教我的人,他不会坐下来和我闲谈生命的意义。他会通过积极参与我们投资的各个方面来教我如何投资,向我和我们的经理们提出非常棘手的问题,并热衷于参加任何有关投资的讨论,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他总是告诉我他更喜欢指导而不是管理,我认为他这样做是正确的。每个离开斯隆基金会的人最后都能进入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我想这是因为比尔的教导。

T:我知道这是他非常自豪的事情,我已经和他谈过这个问题了。你在哪里待了多长时间?

J:差不多5年。

T:你为什么又决定离开那里?

J:几年后,猎头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有一天我我接到了关于Brandywine的一个电话,简直吓死我了,但这是个好兆头,似乎能让我实现事业的再一次跳跃。这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又惊吓但又是生命中你必须做的事情,这种感觉真的美妙极了。然后我就逐渐开始对这个组织、它的管理方法、家族以及这里的投资机会有更多的了解。这是人生中少有的一次机会,你可以在一个拥有非常好业绩的地方去真正做一些事情。

如何挑选投资经理人

T:作为一些家族的首席投资官,你是如何应对拥有这么大一笔资金并将之投入市场的挑战?

J:我先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组织架构。我们为几个家族理财,他们其中的一小部分拥有这家管理公司,占管理资产的大头。所以在很多方面,我们感觉更像是一个单一的家族办公室。他们都具有非常长远的眼光,能够承受很大程度的流动性不足带来的风险,当他们考虑市场的时候,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以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进行考量。我们作为受托人的同时,也面临着投资挑战。

Brandywine是1992年由四个家族以信托公司创办起家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能够长期管理他们的资产的方法,确保他们有一个跨时代的方法来管理他们的财富。它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信托目标,确保每个人都在同一步调上。然后在投资方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集中管理资产,这让我的团队能够把所有的时间用在集中优化这些资产上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家族在这些资金之外没有其他的资产,因为这是这些家族基金的本性,他们总是有一些属于他们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对那些纳税投资者来说,什么样的全球股票投资组合(或者说对冲基金投资组合)是最好的。我知道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因为对冲基金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资产类别,而是一种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这是为这些家族创建私募股权项目的最好的方法。我们只需找到一些最好的经理人,然后以一种行得通的方式把他们安排在一起,就能给这些家族提供一个资产配置样本,长期投资者也可以参考这个样本。

T:让我们谈谈你对投资以及投资过程的看法,然后让我们更深入地谈一下你是如何管理这些集合基金的。

J:我认为每个集合基金都有些许不同,但最重要的原则是我们做的每件事都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例如,当我们投资一个经理人时,不会考虑每月的不稳定性,甚至不考虑季度的回报率。

T:那么这个原则框架是怎么影响你去寻找经理人,你所作的研究或者你做的决定的?

J:我们的这个原则框架确实是渗透到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上,在很多方面,我们真正关注的是投资经理的做事过程是怎样的,他们的战略是什么,他们的团队和文化是什么,反正就是涉及很多方面。存在很多定性的东西来弄清一个经理人是否具有竞争优势,面对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市场,他们做了些什么,这是其中一部分。然后考虑一下其中的复杂性,我们所做的事情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理解的和他们所理解的是否相同?

我觉得有时候经理人在谈论他们所做事情的时候使用了太多术语,当你问一些基本的问题时,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很难解释,很难弄清他们是否建立了一个与他们想法相匹配的公司和团队。建立公司或者团队,甚至是文化,都没有固定正确的方式,但是必须与他们想要实现的事情相匹配,然后我们会用回报率质量对他们进行衡量。所以,比起仅仅关注他们的表现有多好,我们更应该拆解他们的回报率,理解他们是如何赚钱的。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了?他们采用的方式让他们赚钱了吗?他们的行动与他们的理念相契合吗?我们认为它是可重复的吗?

对于策略我们有一些侧重点,我们倾向于采取那些可以持续几十年的长期策略。我们理解一个组织会有变化,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具有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管理的是应纳税的钱,这意味着错误的决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T:所以你们是继续希望可以拥有一个真正的长期投资眼光,这是否意味着你从一开始就会从经理人身上寻找某种稳定性呢?比如他们可能规模更大,使得你不用担心商业风险。

J:我想说,在某些方面,事实正好相反。对于现在的基金而言,早期的商业风险更低,这真的取决于策略。我认为这在私募股权投资中是正确的,如果你在基金规模小、内部一致性高、能以更低的成本收购企业的时候进行投资,就会更容易一些。如果你等到有5支或6支基金的时候进行投资,那时候状况会变得非常稳定,但是策略的生命周期通常会更短。我认为在公开市场方面,这更是一个大杂烩。对冲基金会失败,所以你在早期投资时需要非常小心。在这方面我已经犯了一些错误。我学到的经验之一就是,如果我们是用一个很小的新基金去进行长期投资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确保没有资产负债错配问题。我们要知道其他合伙人是谁,要明白那个经理人有勇气去坚持他的认知,因为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激情。

T:当你在了解处于早期阶段的经理人的时候,私募股权经理和公开市场股票投资经理的差别大吗?你是否相信你过去的成功模式在一个新组织中还能行得通?

J: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常规过程,当我们投资新的经理人的时候,总是想从尽可能多的地方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试图拼凑出一种业绩记录,实际上在公开市场这么做更具有挑战性。通常,如果我们投资一个新的私募股权基金,会有一个很强的模式记录着我们的运营历史,他们通常会做5笔或者10笔投资。我发现在非公开的领域里有着更高的透明度,经理们可以非常深入地告诉你,他们是如何为公司增加价值的。

你可以和这些公司的CEO进行交谈,因为他们都是小公司,他们愿意给你花时间,所以我认为在非公开领域进行背景调查还是很容易的。在公开市场领域,当对方是一个新人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有点费劲,因为那个人通常不是最终能拍板的人,所以你是在做一个赌注看是否他们能从一个分析师过渡成为一个投资经理。通常我感觉对方没有意识到这个过渡有多难,这就像我从斯隆基金会到Brandywine基金会。

当我是一名经理人的时候,我被首席投资官监督着,他审查我所有的决定,最终我变成了可以审查别人所作决定的人,这个过程让我承受了很多压力,因为确实是很不一样。另外,在公开市场上,你每天都需要承受来自市场的压力,也没有办法像私募股权基金那样锁定资金。

T:你如何看待你们投资组合中的主动策略和被动策略?

J:这非常有趣,我们才和我们的家族成员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对被动投资有一个非常健康的态度,我们尊重它,把它看作是一种收支平衡。这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障碍,我说过我们首先专注长期投资,在长期投资中,任何一个散户投资者都知道他们可以利用节税的方式去进行投资,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当机构投资者考虑管理财富时,这也必须成为一个基准,尤其是当这些财富是应纳税的时候,因为节税给使用主动策略的投资经理创造了额外150到200个基点的年度障碍,这就是你在换手中所损失的量,甚至可能更糟糕。所以我们为每一个使用主动策略的投资经理建立了一个盈亏平衡的Alpha值。我们进行长期投资时,要明白哪些是他们进行投资组合管理时所必须拥有的要素。同时,我们也会使用被动的指标,并为此做了很多工作。

回头看看70年代的Alpha,我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主动投资管理周期的低谷。很多银行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当市场处于向上发展的态势时,消极的alpha期就会持续并且有可能增长,这是过去很多年我们所经历的。我还认为存在一些结构性挑战。现在至少有1万支对冲基金,和10年前或者15年前的市场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在可重复的基础上,Alpha指数再也不会像2011年那样高了。但是我们仍然非常相信主动管理,主动策略和被动策略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都是有发展空间的。

资产配置前判断基金的技巧

T:我在采访经理人的过程中,一直想清楚的问题就是你们是怎样验证判断的。当你给一个经理资金的时候,你目睹了事情的发展过程,最后你会做出决定,给这些经理人更多或者更少的信任。但在你将钱分配给某人之前,你是怎么做判断的?

J:这是个难题,也很难做好。我认为更多的是要花时间与经理人和他的团队交谈,我是说真正的深入交谈,尤其是面对一个年轻经理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们怎样构建自己的投资组合的。做一些场景模拟,拿一些市场上正在发生的场景或是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场景。问他们过去做了什么以及未来会怎样做,这样就能真正了解他们是否抓住了决策点。这并不困难。当然,如果一个经理有历史记录,你可以看他们买了那些公司,判断他们做了多少思考,并进行历史复盘,可以问他们当时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当做了足够多之后,你就会发现谁是有意做出的决策,谁是瞎猫撞上死耗子,那种更像是凭感觉运营。

T:在你们的公司,投资经理人是如何学习与成长的呢?怎样改进流程?怎样做出更好的决策?

J:我认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开放思维的重要性。我想和你分享一篇我之前写的文章,题目是《用设计思维来回报投资过程》。设计思维是科学方法的替代,是真正建立在反复学习的基础之上的思维,这就像是一种开放式的问题解决方式,意味着你要创造一种允许这种开放思维的文化。

人们很容易卡在一个流程中,或是卡在自己的思维中,因此我保持团队小规模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需要在彼此之间建立绝对的信任,要有能够发言的能力。我们有一个框架,能够对每个机会打分,并不是说我们是多么坚定相信这些分数,而是说这样可以使我们所有人对投资经理和投资组合能够更加真实地进行讨论。

这个框架要求团队的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观点并且发声,而且必须是有意地发声。你需要一个团队里的人愿意说自己犯错误了没做好,愿意说做决策的过程让自己不舒服了。这就是我作为一名首席投资官每天在努力的事情。我也不总是正确的。但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促进创新和学习。对于投资委员会也是如此,我们真的是费尽心机寻找合适的方式与之沟通,投资委员会现在有4名成员,他们都极富智慧。

我们团队一周开一次会,但一个季度才见一次投资委员会,这就很难找到平衡。但我们想要发挥投资委员会的智慧,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他们更早介入而不是更晚,那样他们就能帮我们找到关键性的问题。

T:下面让我们问几个随意一些的问题吧,我很喜欢这个环节。请问你最喜欢做的但是确实完全浪费时间的事情是什么?

J:我最喜欢做的、但可能是浪费时间的事情就是与我的女儿Kira一起做美工。在母亲节那天,我们用粉笔在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小公园作画。我们俩都很高兴。这么说吧,这不能算是浪费时间,因为与她在一起的时光是那么高质量,也能够调动我大脑的其他区域。有孩子的好处就是他们会提醒你世界是美的,而你却常常忘却应该怎样发现这些美。正如我所说,这并不是浪费时间。我也喜欢追剧,看《亿万》,我想这可能更接近浪费时间。

T:有没有比较喜欢的书籍?

J:哦,书籍,我有很多喜欢的书籍。我来挑几个给你讲讲。讲一个我感觉太少。我喜欢读伟大企业家的自传。目前为止已经读了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的自传,有人觉得马斯克很伟大,有人不这样认为,但是我觉得他确实有闪光之处。还有杰夫·贝佐斯的自传。我现在正在读菲尔·奈特的自传。能够一本本读下来,感受他们的共同点,发现共同点之外的不同点,真的很令人兴奋。还有华盛顿邮报一位非常著名的记者写的书《永恒美丽的背后》,这位记者在印度的一个贫民窟住了7年。这本书写得很棒,也没有任何对贫穷的轻视,直到我读完才发现我读的不是一本科幻小说。

T:那真棒,有什么是你现在知道的,但却希望你10年前就能知道的吗?

J:我现在知道了的,但希望10年前就知道的是要注重生活品质。我之前觉得应该要同时间完成多个任务,现在的我更在乎的是我怎么花我的时间,我想减少一些生活中的事物。我的团队很可能会告诉你我现在还不太擅长做减法,但这是我努力的方向,我希望下个10年,我只做几件我热爱的事情,把生活品质提上去。

T:最后一个问题,在你人生暮年,比如说120岁了,你会给今天的自己什么忠告呢?

J:我想我会告诉自己要享受欢乐,享受小的瞬间带来的欢乐。珍惜与孩子在一起的每分每秒。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的时候孩子不在身边。如果不热爱生活,仅仅为了过得富足的话,并不值得。

T:谢谢您的时间,谢谢。

备注:《家族办公室》得到上海浦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星华木兰资本的大力协作,获得了本次专访的内容。

版权所属:家族办公室 - Family Office Times,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fott.top/archives/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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