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企业家张謇，对当今民营企业的启示

状元下海，一时轰动朝野

1894 年，张謇高中慈禧六十寿辰特设恩科状元，入翰林院任六品修撰。然而风雨飘摇，国势倾颓，这一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次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深陷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面对亡国亡种的危险，张謇痛下决心，走上一条前无古人的救国新路——兴实业，办教育，做慈善。他在日记中写道：“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5年底，张謇弃官从商。状元辞官，犹如核弹爆炸，朝野轰动一时。

南通是张謇的家乡，更是他实现救国理想的试验田。张謇深知，实业是强国富民的基础，没有实业的发展，办教育、做慈善，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把开办纺纱厂作为办实业的第一步，用四年时间筹建了大生纱厂。大生，源自《易经》语“天地之大德曰生”，蕴含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关注民生之意。四年间，他忍辱蒙讥，受尽煎熬，周旋于三教九流之间，四处求找商人投资，其中之苦，常人难以体味。

张謇是读书做文章的高手，也是办厂做实业的行家。在很多人尚不知商标为何物时，他已高扛状元大旗，打出“魁星”商标。此外，他制定了细致完善的管理制度，确保企业规范发展。

在张謇的运作下，大生纱厂很快风生水起，第二年就获利白银5万多两，此后盈利能力越发强悍，1919年盈利超过白银280万两。到1923年，大生企业总资本超过3448万元，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成功的企业经营，丰厚的利润，为张謇打造心中的慈善理想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实业救国，开创慈善先河

作为名满天下的状元公，张謇深知教育的重要性。终其一生，他都把办教育视为重中之重。在他的竭力推动下，南通建成370多所学校，形成了涵盖小学、职业教育、师范、大学的教育体系，且学费极低，几乎免费。

这在中国独一无二，放在世界上也首屈一指。至今，他参与创办的复旦大学、东南大学等十几所高等学府，依然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此外，张謇还创办了大量的公益慈善项目。在南通，有中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有气象台、体育场，有几乎免费的各类学校，有养老院、育婴堂、盲哑学校、残废院、栖流所、旅殡所、贫民工场、济良所……《礼运·大同篇》中所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在南通得到了完美的实现。

张謇的慈善理想国，开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之先河，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一些外国人士称赞南通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和“中国大地上的天堂”。

慈善与自治、实业、教育，是张謇一生事业的关键词，是形成“南通模式”的重要元素。

南通模式，就是从办实业入手，带动经济、社会、人文全方位发展。张謇希望，借助自己的努力，把南通打造成“人间天堂”，成为中国富强的样板。胡适评论张謇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于全国。”

此后，在张謇的影响下，一些实业家纷纷效仿，在各自的家乡进行了有组织的探索试验。

急进务广，倾尽所有的慈善理想

张謇的慈善理想国，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他做慈善，针对的都是中国社会的病根——诸如落后、贫穷、愚昧等根本问题。他认为公益慈善事业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部分。

这一理念至今看来仍十分先进。公益慈善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果，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因。在他的理想国中，经济发展、社会文明、人人幸福缺一不可。

为了建设心目中的“天堂”，张謇如飞蛾扑火一般，付出了一切。经营企业的收入除了基本家用以外，他全部用作慈善，仅有记录的就有150万两之巨。以张謇的阅历和智慧，他自然知道，办实业、做慈善，要顺序渐进、量力而行，可是时不我待，面对积弱积贫的中国，强烈的救国济民情怀让他“急进务广”。从1923年始，大生系企业出现危机。

史载，张謇晚年反思办企业的失误时，认为主要是“本小事大”、“急进务广”。他后期把很多精力放在兴办教育、慈善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早先开办的垦牧公司在后期也影响了企业的经营。

最初，他开办垦牧公司意在利用闲置劳动力和荒滩，为纱厂提供充足的棉花，然而这个具有公益慈善性质的项目投入大、风险大，最终拖累了大生企业。虽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张謇带动兴起的“废灶兴垦”移民潮，不仅解决了几百万人的吃饭生存问题，也推动了南通、盐城一带沿海农业的发展。

张謇对钱财有着深刻的认识，“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钱。”他的眼界和智慧至今依然启迪今人。他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之眼光。”

社会企业，近代企业的全新类型

张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开启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全新类型——“社会企业”。张謇堪称中国第一位社会企业家。

张謇所从事的“社会企业”事业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首先，大生公司的发展基础，是与农户家庭经济理性的自觉结合，把农业领域中的原料生产和纺织工业领域中的产业链经营方式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其次，张謇的大生集团，一直致力于对南通的地方做综合建设。他所追求的现代化并不是要把农民改造成市民，而是要以社会企业为基础，实现南通城市与南通人民的整体现代化。

社会企业的主要特点是支持并投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的综合建设，而这种综合建设与大生公司长期发展相辅相成。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实业-公益”三位一体的村落主义推动近代化社区的建设，优化投资经营环境；其次，贫困地方原本成本极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就地实现资本化；第三，通过小农分散耕织与企业相对集约来扩大产业整体规模；第四，多元化形成的产业链条和本地市场网络体系有效节约交易费用；第五，实业导向的多层次教育，促进人力资源就地转化为企业人力资源。

虽然，张謇是在国内外竞争恶化的时候去世，但是他去世的同时，整个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发展起来。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约有一千多个单位参与乡村建设，乡建演变成全国性的社会事业。很多乡建前辈做的事情都起于这一时期。

其中，张謇在南通培养的费氏家族出了因研究乡村、从事乡建而著名的费达生和费孝通。黄炎培等后续的先贤，都纷纷继承张謇遗志开展乡村建设，终于在民国时期形成蓬勃兴起的乡建局面。这都是拜张謇1894~1895年起步的南通乡建实验所赐。

鉴往知来，张謇对民营企业的启示

张謇的企业经历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应该把当代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和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作与国有企业的矛盾。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应该说和张謇的大生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所遭遇的困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企业在某一个领域进一步扩张之后所遭遇到的内外环境的根本性改变所致。

国有企业所从事的基础建设，短期不产生收益，私人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短期没有投资回报的项目，只能是国企去投入，在现象上就表现为国有部门占压资金。此外，国家投资基础建设不产生短期利润和长期税收，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也似乎没有效益。但是，在全球需求下降、中国经济进入第二轮生产过剩情况下，经济效益已经让位于经济安全，企业微观利益不可能短期顺利产生。

因此，2014年中央提出工业领域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接着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这表明，中国工农两大产业已经相继过剩，意味着新时代需要做更多重大调整。我们宏观政策的战略调整，可以说是对危机的常态反应。

张謇研究的另一层现实价值，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新时代转型期的社会企业改革，国企和民企都应该在生态文明战略下走向社会企业。

中国在新世纪连续遭遇生产过剩危机之时，中央提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这是战略性调整，也是历史性、方向性的调整，其核心便是转型为生态文明。

不过，中国的生态文明转型面对利益结构复杂化的多重阻力。其中很大的问题是，在之前的粗放发展主义时期，人们把自然资源简单化地界定为生产要素，由此推进市场化的分散交易，形成私人占有。在客观上这就形成生态化转型所难以克服的“交易费用陷阱”。

我们需要使用“整全科学”体系重新考量我们原有的制度是如何追求粗放增长，造成社会不可持续。真正的深化改革应该按生态文明的转型要求，考虑“整全科学”指导下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即把山水田林湖草等多样化资源纳入城乡融合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中，不能在新时代按照旧时代的要求去考虑如何深化改革。

张謇的抉择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清流文化息息相关。清末民初的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特点：救国的同时要救民。现代企业是建立一套所谓的现代公司制，但是张謇提出的公司制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定义公司的。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大生的定义，他都是要延续中国的传统文化。

清末实业家的心态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窄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一个因救国、因危机而形成的非常宽广的胸怀和视野。我们眼中的张謇的伟大，正在于此。